現代科學發展已邁入新形态，其對教育體系與科學探索領域的影響深遠而多維。西北師範大學特聘教授、華東師範大學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浙江大學馬一浮書院學者楊國榮，在《科學探索的若幹思考》一文中，以 “立足已有科學狀況、考察内在觀念” 為核心思路，結合中外科技史與當代實踐，從科學研究類型、創造性思維特質、教育與科技的關聯、個體與集體的協同等維度，對科學探索的本質與路徑展開了系統性剖析，為理解當代科技發展提供了兼具理論深度與現實關懷的思考框架。
一、科學研究的兩類形态：無界探索與定向攻關
楊國榮指出，科學研究可依據目标屬性與探索方式，清晰劃分為 “可遇不可求” 與 “可遇而可求” 兩類，二者共同構成科學進步的雙輪驅動：
1. 無具體目标的 “自由探索”：原創理論的溫床
此類研究以 “無預設目标、無固定路徑” 為特征，思維可突破邊界、自由馳騁，典型如愛因斯坦對相對論的研究 —— 其探索之初并無明确應用指向，僅源于對物理世界本質規律的追問，最終卻重塑了人類對時空的認知。這類研究的成果具有高度不可預測性，可能長期處于 “無結果” 的沉寂狀态，但一旦突破，往往會帶來理論科學的颠覆性變革。楊國榮特别提及，自相對論之後，人類在原創理論科學領域尚未出現同等量級的突破，足見此類探索的稀缺性與重要性。
2. 有明确指向的 “定向攻關”：解決現實問題的核心路徑
與自由探索不同，此類研究以 “具體問題解決” 為導向，依賴團隊協作、分工互補，個體智慧需融入集體目标。楊國榮強調，這種模式并非中國獨有，而是中外科技發展的共性選擇：美國的微軟、英偉達及軍工集團，均以團隊形式攻克特定技術難題(如芯片算力、航天工程)，以維持産業或技術優勢;中國的華為、中芯國際等企業，則聚焦 “卡脖子” 技術(如高端芯片、光刻膠)，通過 “企業出題、政府支持、産學研協同” 的模式突破瓶頸。
針對 “中國僅會‘解題’、缺乏原創” 的片面觀點，楊國榮提出反駁：判斷科技實力不能 “一刀切”，需結合數千年科技史與當代實踐 —— 古代中國在四大發明、農學、醫學等領域的技術突破，與西方科技存在諸多 “相通之處”;當代中國在航天、高鐵、5G 等領域的成就，也證明定向攻關與原創探索并非對立。此外，他認為不必過分看重諾貝爾獎：近年諾獎多為 “特定解題” 的結果，缺乏相對論級别的原創性，不能以 “諾獎數量少” 否定中國科技的整體進步。
二、創造性思維的核心特質：想象、執着與具體分析
科學探索的突破，本質上依賴思維方式的創新。楊國榮從認識論角度，提煉出創造性思維需具備的三大核心特質：
1. 想象：科學創造的 “聯結者” 與 “開拓者”
想象是科學創造的基礎能力，其核心價值在于 “在看似無關的事物間建立聯系”，并 “敞開可能性的空間”：
認識論層面：想象能突破感知局限，發現事物隐藏的關聯 —— 如科學史上對 “光的本質” 的認知，正是通過想象聯結 “波動說” 與 “粒子說”，才形成了光的波粒二象性理論;在經驗材料的整合中，想象也是将分散數據轉化為有意義知識系統的關鍵，如達爾文通過想象将 “生物變異” 與 “自然選擇” 聯系，構建進化論體系。
實踐層面：想象具有 “自由性”，既能 “發現” 現實中已存在但未被認知的規律，也能 “發明” 現實中尚未存在的事物(如人工智能、量子計算機的最初構想)。同時，想象還滲透于人際理解 —— 通過想象跨越 “言說者與傾聽者” 的認知距離，為知識傳遞與意義生成提供前提。
2. 執着：集約化思維的 “堅守力”
楊國榮借鑒佛教 “去執” 的概念，卻提出相反的思維要求：科學探索需 “執着于目标而不輕言放棄”，即 “集約化思維”—— 以某一問題為核心，锲而不舍、持續深耕。他強調，“靈活調整” 不等于 “随意放棄”，很多科技突破都源于 “再堅持一步” 的韌性(如屠呦呦團隊提取青蒿素，曆經數百次失敗仍不放棄)。創造性思維的關鍵，在于 “持之以恒” 與 “靈活應變” 之間保持平衡：既不固執于錯誤路徑，也不輕易放棄正确方向。
3. 具體分析：避免 “教條化” 的思維底線
科學研究必須 “從現實出發，對具體問題作具體分析”，拒絕 “照搬理論、脫離實際” 的教條主義。楊國榮以 “王明式思路” 為例 —— 王明曾機械套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中國革命，忽視中國國情，導緻失敗;當代某些學者用西方芝加哥學派的經濟理論批評中國現實，同樣缺乏對中國經濟實際的把握，看似 “振振有詞”，實則 “華而不實”。
他特别指出，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中國傳統文化的 “兩個結合”，其核心也在于 “把握對象的實際情況”：無論是科技攻關(如解決芯片問題需先明确技術瓶頸)，還是理論研究(如理解中國科技體制需結合曆史傳統)，都需先 “找準問題核心”，再針對性探索解決方案。
三、知識與智慧：跨越邊界的創造性關鍵
楊國榮深刻區分了 “知識” 與 “智慧” 的差異，認為這是理解科學創造性的重要維度：
知識的特性：知識具有 “明确界域”，如生物學聚焦生命現象、物理學研究物質運動，各學科均有固定的研究範圍與方法，是科學探索的基礎，但也可能成為思維的 “邊界”。
智慧的特性：智慧則要求 “跨越邊界”，既體現為形而上學層面的 “求通”(如從整體視角理解事物關聯)，也對應當代 “交叉學科” 的發展趨勢(如生物信息學、量子生物學)。創造性思維不能局限于單一學科，需打破界域、融合多元視角 —— 如人工智能的突破，就需要計算機科學、數學、神經科學等多領域知識的協同。
四、教育、個體與集體：科技發展的 “人本位” 邏輯
科學探索的主體是人，教育則是培養創新人才的基礎。楊國榮從 “人的成長” 與 “集體協同” 兩個維度，分析了教育與科技的深層關聯：
1. 教育的核心：以 “學生為本”，激發自主探索
好的教育并非 “單向灌輸”，而是 “激發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楊國榮以中外名校(如中國的清華北大、西方的哈佛牛津)為例：這些學校的核心優勢，在于 “網羅優秀學生” 并提供寬松環境，學生多以 “自學” 為主要方式，教師則扮演 “引導者” 角色;即使是 “姚班”“錢班” 等特色班級，其成功也不僅源于課程設計，更依賴學生本身的素質與自主探索欲。
他同時強調，教育需兼顧 “知識傳授” 與 “思維引導”：既要讓學生掌握學科基礎，也要培養其想象、執着、具體分析的思維能力，避免 “死記硬背” 的應試模式。
2. 個體與集體的協同：中國科技發展的現實路徑
針對 “個體作用與集體攻關” 的争議，楊國榮結合中國實踐提出：中國科技發展的特色，在于 “個體智慧與集體力量的結合”—— 既不否定個體的關鍵作用(如 DeepSeek 的梁文峰、語數科技的王欣欣等科技人才的突破)，也重視集體的協同價值(如中國航天、導彈技術的突破，均為 30 歲左右的團隊集體攻關成果;中芯國際背後，有 10 家企業提供光刻膠等材料支持)。
他特别反駁了 “集體攻關會埋沒個體” 的觀點：中國的 “集中力量辦大事” 體制，并非 “抹殺個體”，而是讓個體在集體目标中發揮最大價值。反觀部分出國的中國科技 “精英”，在西方 “個體至上” 的環境中，反而容易因缺乏集體支撐而 “被淹沒”，難以發揮作用。這種 “個體 - 集體” 的協同，正是中國在部分領域實現 “彎道超車” 的重要原因。
五、人工智能與科學探索：作為 “思維延伸” 的工具
對于人工智能(AI)在科學探索中的角色，楊國榮提出 “工具論” 視角：AI 本質是 “思維的延伸”，如同望遠鏡、顯微鏡是 “感性的延伸”—— 其核心功能是提升思維效率(如巨量計算、快速數據分析)，遠超人類自然智力，但不應被 “神秘化”。
他強調，AI 無法替代人類的創造性思維：AI 的計算基于已有數據與算法，而人類的想象、執着、跨越邊界的智慧，是 AI 難以複制的。科學探索的核心仍在于人，AI 隻是輔助人類突破思維局限的工具。
六、科學探索的終極目标：“自由人格” 的培育
楊國榮認為，科學研究與教育的終極目标，是 “人的完成”—— 即 “成己” 與 “成人”：
成己：成就自我，既包括知識與能力的提升，也包括道德德性的完善;
成人：以自身的成長引導他人，推動更多人實現全面發展。
這一目标的核心，是 “自由人格” 的形成：“自由人格” 并非 “無拘無束”，而是兼具 “德性”(如責任感、誠信)與 “能力”(如創造性思維、實踐能力)。科學探索不僅是 “求知識”，更是 “育人格”—— 通過寬松的探索環境、興趣的引導與保護，讓個體在追求科學真理的過程中，實現 “德性與能力” 的雙重提升。
楊國榮特别強調 “興趣的重要性”：科學探索不應過于功利，任何領域、任何問題都可成為探索對象;教育者需 “發掘、保護、鼓勵” 個體興趣，因為興趣是 “執着” 與 “創造” 的源頭。同時，探索環境需 “寬容”—— 允許 “怪才” 存在，鼓勵不同形式的研究，不預設 “标準路徑”，才能為科學創新提供土壤。
結語：回歸科學探索的本質
楊國榮的思考，始終圍繞 “人” 與 “科學” 的關系展開：科學探索不僅是技術與理論的突破，更是人的思維、能力與人格的成長;判斷科技發展的優劣，不能脫離曆史傳統與現實國情，也不能忽視 “個體與集體”“自由探索與定向攻關” 的辯證統一。在科技飛速發展的今天，這種 “以人為本”“具體分析” 的思維方式，為我們理解科學的本質、推動科技的健康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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