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又是騰訊

　　20年前那個春天，互聯網泡沫破滅的時候，代互聯網公司經曆了生死一線，搜狐、網易差點沒能上市;要不是融資及時到位，騰訊、阿裡、百度可能就會成為炮灰。

　　但誰能想到，20年前需要“天救”的那批“野生”創業者，在20年後成了國家經濟戰略的關鍵執行者。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電商網購、在線服務等新業态在抗疫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會繼續出台支持政策，全面推進“互聯網+”，打造數字經濟新優勢。這是“互聯網+”第三次出現在政府工作報告中。

　　“互聯網+”是相對消費互聯網而言，通常也被理解成産業互聯網。享受了20年消費互聯網時代紅利的科技巨頭們，正在通過釋放數據、技術和資本的方式，重倉産業互聯網帶來的新一輪時代紅利。

　　自從2013年當選全國人大代表之後，馬化騰累計提案40餘份。如果說這些提案有什麼貫穿其中的主線，那就是以産業互聯網為核心的數字經濟。

　　2011年，騰訊地做出了“開放戰略”。自此之後，馬化騰先後喊出了“再造一個騰訊”、“半條命”、“開放森林”、“互聯網+”、“數字生态共同體”、“産業互聯網”。可以說，互聯網下半場的幾個關鍵詞，幾乎都和騰訊有關。小馬哥俨然已經成了數字經濟的旗手。

　　對于一家公司來說，最鮮明的旗幟就是自身的戰略、路線一定要與時代紅利合拍。過去20年，騰訊抓住了兩次紅利。

　　天命

　　2001年，是騰訊發展過程中至關重要的一年。這一年對于騰訊而言，發生了兩件大事：拿到了南非MIH集團2000萬多美元的巨額投資;中國加入WTO。

　　在MIH入股之前的一年裡，可能是騰訊曆史上最黑暗的時刻。原有的投資款快花完了，但一直沒有找到穩定的盈利模式。QQ用戶數雖然高速增長，但VC都看不懂。逼得馬化騰甚至考慮以極低價格将其賣掉。更可悲的是，網易、搜狐等如日中天的互聯網新貴并不願意接盤。

　　但曆史的潛流的正在形成。2000年，中國一共有350萬台上網電腦，一年之後，這個數字暴漲到850萬台。差額來自哪裡?答案是網吧。以《傳奇》、《CS》為代表的大型網絡遊戲開始成為網吧的最主要賣點。

　　當時的騰訊還沒有涉足遊戲業務，但QQ作為簡單好用的即時通訊工具，成了金礦旁邊的“鐵鏟”、“牛仔褲”。南非MIH中國區負責人網大為(David Wallerstein)最早就是在中國城鄉結合部的網吧發現QQ已經成了代網民的上網必備工具。

　　就這樣，中國互聯網第一款國民級應用的爆發式增長，竟是源自遍布大街小巷的線下實體店——網吧。

　　另一股曆史潛流更為激蕩。2001年12月，中國正式加入WTO，而為了這的到來，中國政府實際上早就做了各種産業對策，其中對中國互聯網影響深遠的一個事件，就是對電信運營商的改革。

　　1999年，當時的中國郵電部作出建設多媒體寬帶聯網工程的決策，同年電信寬帶ADSL(非對稱數字用戶環路)正式商用，這為中國早期互聯網的飛速發展提供了非常及時的基礎設施。

　　2001年中國電信、中國網通、中國聯通(600050,股吧)、有線電視網等企業開始了大規模的寬帶網絡建設。到2001年8月，僅中國電信就在全國形成了幹線總長度已達20萬公裡巨大寬帶網絡。

　　而另一個對代互聯網有“久旱逢甘霖”意義的事件，就是分拆中國電信，成立中國移動。

　　2000年，中國移動成立之後，就開始在經濟相對發達的廣東地區探索創新業務，移動夢網在深圳應運而生。

　　當年8月15日，剛剛成立不久的深圳移動就與騰訊簽署增值服務合作協議，移動拿1.5成，騰訊拿8.5成。直到幾年後上市，騰訊的主要收入來源都是增值服務。

　　如果說QQ讓騰訊發現了詩與遠方，基于移動夢網的增值服務收入則是讓騰訊找到了面包與牛奶。當然，嘗到甜頭的不止騰訊，還有網易等一大批很長時間都找不到盈利模式的互聯網公司。

　　誰能想到，國家為了應對入世采取的産業頂層設計，竟然間接解決了代互聯網公司的生存問題。這不是蝴蝶效應，這是國運，盡管它看上去那麼偶然。

　　所謂國運，就是風口背後的風口。沒有網吧的普及，就沒有QQ的崛起，沒有中國的入世，就沒有代互聯網公司的起死回生。

　　變局

　　2015年，馬化騰提交了一份《關于以“互聯網+”為驅動，推進我國經濟社會創新發展的建議》的建議。

　　在他看來，“互聯網+”是指利用互聯網的平台、信息通信技術把互聯網和包括傳統行業在内的各行各業結合起來，從而在新領域創造一種新生态。馬化騰希望這種生态戰略能夠被國家采納，成為“國家戰略”。

　　在當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互聯網+”行動計劃。同年11月份，在中央财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構想，着眼點與“互聯網+”不謀而合。

　　為什麼是2015年?因為2015年中國内外部的宏觀經濟環境開始變化，當年GDP增速自1990年以來跌破7%。

　　經濟增速的減緩源自傳統發展模式的難以為繼。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憑借低廉的勞動力成本，以低附加值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為驅動力，雖然成就了中國經濟奇迹，但也帶來了企業競争力不高、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經濟效能低下、環境污染等一些列問題。

　　内外部不利因素的疊加，讓中國啟動了新一輪自上而下的産業頂層設計，并誕生了以《中國制造2025》為代表的國家産業戰略。

　　2018年，馬化騰在騰訊“930組織變革”全員信中，提出産業互聯網的概念，這既是對互聯網+的升級，也是對供給側改革的呼應。

　　由國家制定産業政策，企業跟進參與并受益，并不是中國首創。

　　2013年，德國為了維持自身在傳統工業制造領域的優勢，提出了“工業制造4.0”的概念，旨在利用信息化技術促進産業變革。

　　國家的戰略需要不僅支撐了企業的進化，也培育了相關産業的成熟。所以說，這一輪圍繞産業互聯網的革命，不隻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情，而是一場全球性的産業變局。

　　誰能抓住這場變局，誰就有可能享受新一輪國運的福澤。

　　閉環

　　騰訊、阿裡等巨頭在第一個十年所享受到的紅利，一方面來自消費互聯網的野蠻生長，另一方面則是間接獲益于國家為了應對入世而采取的産業政策。多少有些無心插柳柳成蔭的意思。

　　但這場以産業互聯網為核心的數字經濟大變革，是國家自上而下的戰略布局，無論是針對性還是重要性，都是的。

　　無論是各級政府的政務數字化，還是以雄安新區建設為代表的科技創新支撐，都為中國科技公司轉型産業互聯網提供了難得的用武之地。

　　這是因為，與美國等發達國家相比，中國企業的數字化程度依然大幅度落後。我國企業數字化轉型比例約25%，遠低于歐洲的46%和美國的54%。

　　同時，中國企業和政府機構的IT消費幾乎停留在美國90年代的水平，美國每個企業每年在SaaS方面的支出是中國的30倍。

　　企業IT支出的多寡折射出的是經濟增長方式的異同，即是靠人力驅動，還是靠科技驅動。

　　據有關機構測算，在不考慮疫情影響的情況下，數字化轉型可使制造業企業成本降低17.6%、營收增加22.6%，使物流服務業成本降低34.2%、營收增加33.6%，使零售業成本降低7.8%、營收增加33.3%。

　　産業互聯網就是要彌合中國企業級客戶的數字鴻溝，提升效率，轉變發展方式，以便在未來的全球科技博弈過程中立于不敗之地。

　　今年5月份，由國家發改委牽頭，聯合相關部委、企業共同發布了《數字化轉型夥伴行動倡議》。作為首批入選該行動的企業，騰訊第一時間推出了“數字方舟計劃”，重點幫助農業、工業、商業、教育、醫療、文旅等六大領域數字化轉型。

　　以對工業領域的幫扶為例，騰訊将在全國建設10個雲啟産業基地，扶持當地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通過“企複計劃”降低中小企業的上雲成本，限期免費提供雲基礎資源;為10萬多家中小微企業免費開放企業微信、騰訊會議等在線辦公應用;“We智造”、健康碼、企點等産品幫助中小企業運營線上化，并提供相應補貼。

　　今年“新基建”被納入政府工作報告，其主旨與互聯網+、産業互聯網、數字經濟一脈相承，旨在發展新一代信息網絡，拓展5G應用，建設充電樁，推廣新能源汽車，激發新消費需求、助力産業升級。

　　對此，騰訊将在未來五年投資5000億用于新基建項目的進一步布局。也就是每年1000億的投入規模，與騰訊每年的利潤總和大體相當。

　　但騰訊對産業互聯網的看好不是源于财大氣粗。底氣來自過去20年的積累。

　　依托微信、QQ等國民級應用，騰訊每天服務10億級用戶，構建了超過2000萬合作夥伴的生态體系，每年幫助生态夥伴完成超過上千億筆交易。這是騰訊在數字經濟和産業互聯網戰略的基石。

　　2019年，騰訊在全球主要國家的專利申請數量已超過3萬件，已授權專利數量超過1萬件。專利申請數量在國内互聯網公司中，在全球互聯網公司中排名第二，僅次于谷歌。

　　沒有龐大的用戶基礎和海量數據(603138,股吧)，再強的技術也是無水之源;而沒有長期的技術積累，再多的用戶和數據也是無本之木。

　　産業互聯網的本質是打通B和C兩端，這就需要技術和數據的疊加效應，無疑騰訊是中國科技公司中極少數具備這種雙重能力的公司。

　　騰訊主攻政務市場數字化的WeCity項目，先後拿下廣東省政府10億大單、長沙政府市5.2億和成都市政府8.7億大單，如果沒有微信這個超級入口，以及龐大的技術支撐，是根本不可能的。這背後體現的當然是一家公司C to B的綜合能力。

　　走在這一輪産業互聯網前列的公司，基本都是消費互聯網的大赢家，騰訊、阿裡、百度、華為等公司過去20年積累了豐富的服務C端用戶的經驗和能力，如今把這種經驗和能力與5G、雲計算、大數據、物聯網以及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結合起來，形成了又一個時代紅利——産業互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