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起人心，需要樂觀的現實主義

　　我們有必要給樂觀的現實主義者一點掌聲、一陣喝彩，因為他們用自己的樂觀感染了我們，他們所樹立的樣闆，人人可學，人人可為。

　　一方說被撞、一方說被訛，法院使用測謊儀當 “判官”;交警扶起老人，第一句話被問 “小夥子你怎麼撞我”;肇事者撞完人逃跑，“奔馳大叔” 先拍照取證再施以援手…… 馬年新春，幾起很有代表性的 “扶人” 新聞又擺到我們面前，相比觀看春晚小品的會心一笑，現實更令人五味雜陳。

　　有網友唏噓：這年頭，做好人還真是需要技術含量。的确，助人為樂、見義勇為本是中國人幾千年傳承的古訓，也是現代社會公認的道德準則。但是，在今天的社會情境中，無論是拍照先行，還是測謊鑒定，都說明 “行善風險” 無形中增添了好人的負擔，讓 “扶不扶” 這道原本簡單的道德設問，變得複雜起來。

　　1982 年，大學生張華舍身救下落入糞池的農民，“讓張華的生命在自己身上延續” 的呼喊曾在各地迅速見諸行動，但也引發了 “國家辛苦培養的大學生，為救農民犧牲值不值” 的争論。類似的讨論有助于客觀理性地推動人們的善舉。比如，争議聲中，見義勇為的保護、補償和鼓勵機制不斷完善，“勇為” 過程中施救者的自我生命保護意識不斷提高，這些都體現了時代的進步。然而也正是在這一類讨論乃至反思中，道德領域的 “理性經濟人” 觀念開始盛行。

　　伴随着 30 多年不斷深化的改革開放，凡事講究成本的意識普遍覺醒，這是人們經濟頭腦日漸成熟的象征。但這種意識向道德層面的延伸，使得趨利避害與舍利取義的錯位越發明顯。以簡單的投入産出概念來衡量見義勇為，勢必讓不少人面對可能的風險和損失畏葸不前。再加上一些救人反被訛、好心沒好報的個案不時被輿論放大，“扶還是不扶” 的内心沖突就變得激烈和尖銳起來。長久糾纏于這種價值的撕裂和矛盾之中，不免得出人心不古、世風日下的結論，而這種負面情緒一旦形成相互激蕩的循環，很容易進一步拉低對道德水準的社會心理預期。

　　事實上，大衆對 “扶不扶” 的強烈關注，背後投射的，正是向善者在現實困境中的糾結，對社會轉型期良好道德風尚的迫切期待。當利益考量與道德選擇迎頭撞上，江蘇泰興的 “奔馳大叔” 先取證再救人，類似這樣的選擇，體現出一種樂觀的現實主義精神。在行善風險客觀存在、制度和規則對善行的保護一時還難盡如人意的情況下，他們沒有怨天尤人，沒有踯躅退縮，始終充滿信心，并用自己的行為，守護住了心中善的沖動。在一個遠比當年張華舍身救人更為複雜的社會環境中，他們的所作所為，捍衛了社會的公義和 “德不孤，必有鄰” 的信念。

　　“人倒了扶得起，人心倒了扶不起”。讨論這個樸素的道德話題，離不開複雜的時代語境，更與我們的自身處境息息相關。“奔馳大叔” 這些樂觀的現實主義者們，盡管沒有舍生取義的毅然決然，沒有赴湯蹈火的豪言壯語，但他們比一萬個在網絡上痛斥老人變壞、壞人變老卻在現實中無所作為的空談家更可寶貴。我們有必要給他們多一點掌聲、多一陣喝彩。我們應該向他們緻以真誠的敬意和謝意，因為正是這些樂觀者、行動者，為現實中那些并不那麼純粹的人們樹立了一個樣闆，而這樣的樣闆，人人可學，人人可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