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科技自主原創助力新質生産力穩步發展

　　在當代世界經濟與科技體系加速重構的背景下，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産業變革正由“局部突破、點狀推進”邁向“系統集成、群體迸發”的關鍵階段。地緣政治博弈加劇、全球價值鍊重塑與技術範式更替相互交織，使科技創新不再隻是經濟增長的内生變量，而是上升為重塑國際分工格局、重構國家競争優勢的決定性因素。在這一過程中，創新能力的層級結構、原創程度及其轉化效率，日益成為衡量一國發展潛力與戰略安全的重要标尺。為此，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明确把新質生産力作為破解傳統增長動能衰減、培育新動能的關鍵抓手，二十屆四中全會進一步強調要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為牽引，通過加強科技原始創新、突破關鍵核心技術、強化産學研高效協同等，來塑造支撐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新優勢。

　　從理論層面看，新質生産力旨在通過技術範式轉換和制度環境優化，實現全要素生産率的系統性躍升，尤其是借助于颠覆性和前沿性的自主原創科技成果，在突破既有技術路徑和産業邊界的基礎上，為生産體系注入“非線性”的增長動能。在這種意義上，自主原創性科技成果便成為新質生産力得以生成、擴散、鞏固和提高的關鍵所在，極大程度影響着創新紅利及其倍增效應的釋放。這就需要徹底打通從基礎研究“最初一公裡”到成果轉化“最後一公裡”的制度性梗阻，實現創新鍊、産業鍊與價值鍊的有機銜接。為此，系統揭示自主原創科技成果與新質生産力之間的内在邏輯，對我國在複雜變局中塑造長期競争優勢、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與實踐意義。

　　一、科技自主原創是新質生産力的“核心引擎”

　　生産力形态的躍遷并非自發演進的結果，而是以關鍵技術群的系統性突破為基本前提。從經濟發展史看，生産力的每一次重大躍升，都是源于技術範式的轉換及其對要素配置方式的重塑。與傳統生産力主要依賴資本、勞動力和土地等要素的規模性投入不同，新質生産力則以高科技含量、高運行效率和高發展質量為基本特征，其增長邏輯不再是建立在要素簡單的疊加之上，而是根植于創新驅動所引緻的效率躍遷與結構優化。這一特征決定了新質生産力的形成與發展，必須以持續的技術進步，尤其是自主原創科技成果的不斷湧現為核心支撐。

　　從概念内涵上看，自主原創科技成果強調在基礎理論、核心算法、關鍵材料及底層架構等領域實現“從0到1”的實質性突破。這類突破不僅決定了技術進步的方向，也在根本上塑造了産業體系的技術底座與競争優勢。若缺乏自主原創能力，産業發展往往隻能依附于既有的技術路徑，在全球價值鍊體系中也往往處于中低端的劣勢地位，不僅難以獲取持續的技術租金，還容易在關鍵環節受制于他人的“卡脖子”，從而使所謂的“新質”生産力成色不亮、徒有其表甚至淪為空洞化的淺層表述。

　　從經濟學視角看，自主原創科技成果對新質生産力的作用機制主要體現在兩條相互關聯但又邏輯可分的路徑之中。其一為“重構效應”，原創性技術突破往往打破既有産業邊界，通過催生全新的産品形态和産業門類，形成新的生産函數和增長空間。例如量子計算領域的光量子芯片自主突破、腦機接口領域的神經信号解碼算法創新，正是在基礎原理層面突破的基礎上，孕育出具有潛在颠覆性的全新産業形态，直接構成新質生産力的重要增長點。其二為“賦能效應”，原創技術并非隻在新興産業中發揮作用，更是通過技術擴散和知識溢出機制，持續向傳統産業滲透，将先進技術嵌入既有的生産體系之中。如工業互聯網平台的自主研發與推廣，通過5G+工業以太網、邊緣計算等原創技術融合應用，對傳統制造業進行深度改造，顯著提升了存量資本和勞動要素的配置效率，實現“以新促舊”的結構性升級。

　　圍繞上述邏輯路徑，近年來我國不斷加大實踐探索，2024年全社會研發經費投入超過3.6萬億元，強度接近于3%，産出了一大批先進技術成果，并逐步轉化為新質生産力要素，推動了經濟的高質量發展。2024年我國規上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同比增長8.9%，在規模以上工業中的比重達到16.3%，“技術密集型”産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權重持續上升。可以說，科技創新正在由影響經濟發展的“關鍵變量”轉化為引領經濟結構升級的“核心動能”，自主原創技術對新質生産力的支撐和助力效應日益凸顯。

　　二、科技自主原創成果助力産業領跑的實踐圖譜

　　衡量中國經濟發展的“含新量”，不能停留于宏觀總量與增速指标，還需要深入到具體的産業層面，考察技術進步在生産函數重塑與産業演進方向上的真實場景。從這一視角看，近年來一批具有自主知識産權的原創科技成果，正在關鍵領域加速集聚并形成規模化應用，推動由原創性的“概念提出”向實踐性的“産業轉化”跨越，勾勒出技術創新驅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清晰圖景。

　　首先，在能源結構與交通體系變革領域，自主原創技術正在重塑工業體系的“綠色底色”。長期以來，我國在傳統燃油汽車及其核心零部件領域主要處于技術追趕和成本競争階段，發展路徑囿限于既有的技術範式。但伴随着理念調整，憑借在新能源技術體系中的持續創新，尤其是在動力電池磷酸鐵锂無钴化、長續航固态電池等化學體系突破，以及高效電驅動橋、全域自研電控系統等關鍵環節的自主突破，我國新能源汽車産業實現彎道乃至換道超車，破解了對傳統技術的路徑依賴。數據顯示，我國新能源汽車、锂電池和光伏産品等“新三樣”出口額在2023年首次突破萬億元，2024年繼續保持較快增長态勢，2025年上半年同比增幅達到12.7%。以新能源汽車為例，2025年前11個月産銷量均接近1500萬輛，增幅超過30%;出口達到231.5萬輛，同比增長1倍，其中搭載自主研發高階自動駕駛系統的車型占比超40%。這些指标不僅體現了産業規模的快速擴張，更表明以自主原創技術為基礎的産業鍊體系，已具備定義新産品形态、引領新消費模式并參與全球規則競争的能力，實現了技術路徑選擇向制度性競争優勢的轉化。

　　其次，在數字經濟領域，底層技術突破正在加快構建支撐新質生産力擴展的“數字底座”。以自主可控人工智能大模型、具身智能機器人、L4級自動駕駛和工業互聯網為代表的一系列前沿技術，正由實驗室階段的概念驗證，邁向工程化、平台化和規模化應用階段。在生産端，長三角、珠三角等地的智能工廠通過自主研發的柔性制造系統和智能調度算法，生産效率平均提升25%以上;在流通端，青島港、甯波舟山港的無人碼頭憑借自主核心控制技術，實現集裝箱裝卸全流程自動化，作業效率較傳統碼頭提升30%;在治理與公共服務領域，多個城市構建的城市運行“數字底座”，融合自主時空大數據引擎與智能算法，推動公共管理方式持續優化。這一過程中，自主算法體系、國産算力芯片(如昇騰、海光系列)以及自主可控的工業軟件生态，成為支撐數字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基礎。2024年，我國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0.9%，顯著高于同期經濟整體增速，反映出數字技術作為典型的“通用目的技術”，通過跨行業滲透和技術溢出效應，正在放大創新對全社會生産效率的乘數效應。

　　最後，在農業現代化領域，原創科技成果正在推動傳統農業生産方式的深層變革，使“靠天吃飯”逐步轉向“知天而作”。農業既是國民經濟的基礎部門，也是新質生産力向基層和廣域空間延伸的重要載體。近年來，依托北鬥導航高精度定位、自主研發的智能傳感芯片、多光譜遙感監測等原創技術，智慧農業體系不斷完善，精準播種、水肥藥一體化管理、智能植保和無人作業等新模式加快推廣應用。《全國智慧農業行動計劃(2024—2028年)》明确提出，要在智慧農場、智慧牧場和數字鄉村等重點場景集中推進相關技術裝備的應用。在政策引導與市場需求共同作用下，2024年全國農業無人機作業機型達到20萬台，飛防服務人員接近50萬人，“植保無人機飛手”等新職業不斷湧現。值得關注的是，我國自主研發的農業物聯網系統已在東北三江平原、新疆棉區等規模化應用，通過土壤溫濕度實時監測與智能灌溉控制，使糧食作物畝産平均提升8%—12%，節水率超30%。這一實踐表明，高技術含量的原創成果并非隻能停留在實驗室層面，一旦通過制度設計與應用場景有效對接，便能迅速轉化為現實生産力，發揮提升農業生産效率和增加農民收入的重要作用。

　　三、加快構建開放融合的科技自主創新好生态

　　加大自主創新，加快原創科技成果不斷湧現并有效轉化應用，是新質生産力由“形成期”邁向“擴展期”的關鍵舉措。這一過程不僅關乎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升級，更涉及科技體制、産業組織方式以及公共治理邏輯的系統性調整。從目前來看，雖然我國在創新投入規模、産業基礎和制度供給等方面已具備較好條件，但要使自主原創成果真正轉化為支撐長期增長的新質生産力，仍需在若幹關鍵領域實現由“數量擴張”向“質量躍升”、由“局部突破”向“體系推進”的結構性轉變。

　　首先，應在更高層次上夯實原始創新的制度基礎。與以工程化目标為導向的“大項目、大工程”不同，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具有顯著的不确定性特征，其回報周期長、風險高、外部性強，難以完全依賴市場機制自行供給。為适應新質生産力發展的内在要求，有必要進一步優化基礎研究的戰略布局和穩定支持機制，通過長期、連續和可預期的制度安排，引導科研力量聚焦關鍵核心技術和前沿交叉領域，特别是在量子信息、人工智能、集成電路、生物育種以及深空深海等前瞻性研究領域，加大深層次系統性研究探索，推動形成一批在國際科技體系中具備話語權和影響力的标志性成果，為新質生産力的持續演進提供源頭支撐。

　　其次，應以更高效率暢通科技成果轉化的關鍵鍊條，徹底打通從實驗室到生産線的“最後一公裡”。從創新經濟學視角看，科技成果轉化的核心瓶頸往往不在技術本身，而在于組織協同與制度激勵不足。因此，一方面需要進一步完善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産學研用深度融合的技術創新體系，鼓勵具備系統整合能力的龍頭企業牽頭組建創新聯合體或成立新型研發機構，将應用場景、工程目标和市場需求前置到研發階段，推動原創成果在細分領域實現快速疊代和工程化落地。另一方面，應持續深化科研評價體系和職務科技成果權屬制度改革，通過“揭榜挂帥”“賽馬制”等機制，引導科研人員主動參與産業一線的創新實踐，并在更大範圍内落實成果轉化收益的正向激勵，逐步形成“願意轉、敢于轉、善于轉”的制度環境和行為預期。

　　再次，應以更高标準構建有利于自主原創的制度與市場環境，夯實新質生産力水平不斷提升的制度基礎。一方面，要強化知識産權創造、保護、運用和管理的全鍊條協同，着力提升專利和技術成果的質量與實際轉化效率，通過标準制定和規則對接，将技術優勢固化為制度優勢，為原創成果參與國際競争提供穩定預期。另一方面，應加快形成與新質生産力特征相匹配的要素配置機制，通過科技金融創新(如知識産權證券化、科創REITs擴容)、數字基礎設施完善以及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等改革舉措，為高風險、高不确定性但具有高潛在回報的科技原創項目提供更具針對性和可持續性的金融支持與制度保障，最大程度緩解創新活動常常面臨的“融資約束”難題。

　　最後，應在更大範圍内提升“創新中國”的全球吸引力和外溢效應。随着研發投入強度和創新能力的持續提升，中國已逐步成為全球創新網絡中的重要節點。面向未來，通過更加主動和制度化的對外開放，拓展高水平科技開放合作網絡，在重大科學計劃、國際大科學工程以及全球科技治理等領域深度參與并貢獻中國方案，不僅有助于提升我國在全球創新體系中的制度性話語權，也能夠推動我國自主原創科技成果在更大範圍、更高層級上實現人類共享，從而為新質生産力的穩步發展注入更為持久的強大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