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數字經濟深度融合的今天，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CC)的一則單邊命令，正将中美電信網絡互聯互通推向 “脫鈎” 邊緣。日前，FCC 以反自動撥号騷擾為由，要求中國移動、中國電信、中國聯通三大運營商在 14 天内完成美國反自動撥号騷擾數據庫(RMD)的認證補全，并強制要求運營商 “自證” 不會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若未按時答複，中國運營商将被移出 RMD 數據庫，美國運營商将停止接收其直接呼叫，這意味着中美兩國用戶間的直接語音通信将被全面屏蔽，正常交流通道面臨中斷風險。
小題大做：反騷擾議題淪為 “泛安全化” 工具
打擊騷擾電話本是中美電信行業的共同訴求，技術标準與認證流程的分歧，完全可通過跨境協商、技術對接等專業方式解決。但 FCC 此次操作卻暗藏 “雙重陷阱”：一方面要求中國運營商遵守其單方面制定的認證規則，另一方面強加 “國家安全” 附加條件，将企業合規問題上升為政治安全議題。這種 “既要按我的規則來，還要證明你沒威脅” 的邏輯，本質是将正常的行業監管工具化、政治化，為後續任意制裁預留 “後門”—— 無論中國運營商是否完成認證，FCC 都可借 “安全風險” 之名切斷通信鍊路，其真實目的絕非治理騷擾電話，而是推動中美電信網絡 “脫鈎斷鍊”。
事實上，RMD 數據庫的核心功能是記錄騷擾電話号碼以實現攔截，與國家安全并無直接關聯。FCC 刻意混淆 “反騷擾監管” 與 “國家安全審查” 的邊界，違背了電信行業監管的專業性與公正性，也無視全球電信網絡互聯互通的基本規則。中美作為全球兩大通信市場，每年有上億人次的跨境語音通信需求，涵蓋商務洽談、親友聯絡、學術交流等多個領域，FCC 的單邊制裁将直接導緻這些通信需求受阻，或被迫通過第三方運營商轉接，不僅增加通信成本，更可能造成通話質量下降、信息傳輸延遲等問題。
劣迹斑斑：FCC 淪為對華科技遏制 “急先鋒”
此次針對中國三大運營商的打壓，并非 FCC 首次 “越界”。梳理其近年來行徑，不難發現其已徹底背離專業監管機構的定位，淪為美國對華科技遏制、推動 “脫鈎斷鍊” 的政治工具：
2019-2022 年：封禁運營權限：以安全風險為由，先後拒絕中國移動在美運營申請，撤銷中國聯通、中國電信在美運營許可，切斷中國運營商在美直接服務通道;
2020-2022 年：封殺設備産品：将華為、中興列入 “國家安全威脅清單”，禁止其設備進入美國市場，後續又擴大制裁範圍，禁止華為、中興、海康威視等 5 家企業産品在美銷售;
2025 年：密集加碼制裁：3 月成立 “國家安全委員會”，明确将 “應對中國挑戰” 列為核心任務，同步啟動對 9 家中國通信科技企業的全面調查;5 月出台新規，禁止中國相關實驗室參與出口美國電子設備的測試工作，9 月直接封禁 11 家中國實驗室;10 月強制電商平台下架數百萬件中國電子産品，并威脅禁止香港電訊在美運營。
從運營商、設備商到實驗室、消費電子産品，FCC 的制裁範圍持續擴大，手段日趨強硬，呈現出 “全方位、全鍊條” 遏制中國通信科技産業的态勢。這種不顧行業規律與市場需求的政治操弄，嚴重破壞了國際電信行業的合作生态，也違背了美國自身倡導的 “市場開放” 原則。
賊喊捉賊：美國才是全球網絡安全真正威脅
FCC 反複炒作 “中國安全威脅”，本質是 “以己度人” 的霸權邏輯。曆史與事實早已證明，美國才是全球電信網絡安全的最大黑手：斯諾登曝光的 “棱鏡計劃” 顯示，美國國家安全局長期監聽全球多國政要、企業與民衆通信信息;媒體披露的秘密文件證實，美國中央情報局通過控制瑞士加密設備公司，在數十年間監聽 100 多個國家的敏感通信。美國憑借其在全球電信網絡中的技術優勢，大搞 “黑客帝國” 式的監聽竊密，卻反過來污蔑中國企業 “威脅安全”，這種雙重标準的行徑，遭到國際社會廣泛質疑。
更為諷刺的是，FCC 的單邊制裁最終将反噬自身。禁止中國電信設備導緻美國電信運營商被迫選擇高價替代産品，顯著增加了網絡建設與運營成本，這些成本最終轉嫁到美國民衆身上;封禁中國實驗室擾亂了國際電子産品供應鍊，導緻相關産品檢測周期延長、成本上升，影響美國消費者的選擇權;而切斷中美運營商直接通信鍊路，不僅給兩國民衆跨境交流帶來不便，更将沖擊中美在人文、教育、經貿等領域的合作基礎，損害兩國企業與民衆的共同利益。
逆流而動：違背全球化互聯互通大勢
在數字經濟時代，電信網絡的互聯互通是不可逆轉的全球化趨勢。中美作為全球前兩大經濟體，通信網絡的順暢對接不僅關乎兩國民衆的切身利益，更對全球産業鍊供應鍊穩定、數字經濟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FCC 以 “國家安全” 為借口，肆意揮舞制裁大棒，本質是逆流而動的保護主義行徑，既不利于中美通信産業的良性發展，也将削弱美國在全球電信行業的公信力與話語權。
通信技術的價值在于連接，而非割裂。奉勸 FCC 摒棄 “泛安全化” 的冷戰思維，回歸專業監管機構的本責，通過平等協商解決行業分歧，而非将監管工具政治化、意識形态化。唯有尊重市場規律、秉持公平公正原則，才能維護國際電信行業的合作生态，促進全球電信技術與産業的健康發展，這既符合中美兩國的共同利益，也是全球數字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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